在辅助生殖需求不断上升的今天，公众的视线往往更容易落在女性身上：促排、取卵、胚胎培养、移植……每一步都「看得见」。而男性常被简化成「交一份精液报告就结束」。

但在李涛教授看来，真正影响结果的，往往恰恰藏在这些「被忽略的环节」里——如果把男性评估放在最后，很多家庭可能在反复等待中错过关键窗口，尤其当女方年龄已经接近、甚至跨过「35 岁」这道生育力分水岭时，时间成本会被放大得更明显。

李涛教授拥有从泌尿外科到生殖男科的复合背景，早年于上海仁济医院男科研究所接受系统训练，并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红房子医院）精子库深耕多年。这使他既能处理泌尿外科疾病，更能从生育结局出发，将生殖男科诊疗与辅助生殖的临床需求深度结合。

我们非常幸运地邀请到上海嘉会国际医院生殖中心的李涛教授，围绕「从规范评估到阶梯干预，男性在辅助生殖中的关键位置」展开分享。他谈到临床一线最常见的认知偏差——比如将男性检查视为「最后一步」，也谈到男科角色正从「被动补位」转向「主动前移」。而他更想推动的，是让更多家庭在备孕之初就把评估顺序做对，把干预时机用准，从而在有限的时间窗口内，最大化自然受孕或辅助生殖的成功可能。

「生孩子不是女性一个人的事！」李涛教授开门见山。

他指出，根据临床流行病学数据，在不孕症夫妇中，单纯男性因素约占 20%–30%，若加上「双方共同因素」中的男性成分，总占比可接近一半 [1,2]。然而，现实中男性评估常被推迟到女性经历多轮失败后才启动——这不仅浪费时间，更可能让可逆问题演变为不可逆损伤。

「男性生育力检查无创、经济、快捷，理应与女性检查同步启动。」他说。

而诊断的第一步，远不止一份精液报告。

李涛教授强调，完整的男性生育力评估应包含「三层视角」[3]：

第一层，「有没有」：通过精液分析初步判断是否存在无精症，这决定自然受孕可能性。但无精症内部差别巨大：梗阻性与非梗阻性，临床处理的路径完全不同。
第二层，「好不好」：少精、弱精、畸形精子症之外，他尤其强调 DNA 碎片率（DFI）等指标的重要性 [3]。因为在胚胎发育中，「精子质量会影响胚胎质量」，尤其当胚胎进入后期发育阶段，男性遗传物质的影响会更加凸显；
第三层，「为什么」：追溯内分泌、感染、精索静脉曲张或遗传因素，决定是对因治疗还是经验性干预。

他特别强调一个被大众忽视的关键入口——勃起功能障碍（ED）。

「很多家庭并非没有生育力，而是没有完成高质量、可持续的同房。」ED 导致的性交失败、频率降低，直接阻断了精子进入女性生殖道的路径，造成「性功能障碍性男性不育症」。

李涛教授指出：若能在 ED 阶段实现有效干预，很多家庭可能根本不需要进入更复杂、更昂贵、对女性负担更重的辅助生殖流程。

ED 评估绝非简单的「开药了事」。李涛教授强调，规范化诊断必须区分心理性、器质性与混合因素：

· 完整问诊与量表工具：如 IIEF-5 国际勃起功能评分
· 客观仪器检查：如通过阴茎夜间勃起监测（NPT），可客观区分心理性与器质性 ED，排除「假性 ED」必要时结合音视频刺激阴茎勃起实验（AVSS）
· 血管功能评估：阴茎血管活性药物注射结合阴茎 B 超检查

「只有精准分型，才能精准治疗。」李涛教授说。

明确诊断后，绝大多数男性问题无需手术。

以 ED 为例，李涛教授遵循规范化分层治疗路径：

1、一线治疗：以 PDE5 抑制剂（口服药物）为主，配合心理行为干预 [3,4]；
· 辅助选择：对于口服药物反应不佳的患者，可使用低能量体外冲击波（Li-ESWT），这是一种近年来在 ED 治疗中探索应用的物理疗法 [4]。
2、二线治疗：血管活性药物海绵体注射（仅当一线无效且患者接受）；
3、三线治疗：假体植入等手术，需严格把握指征。

ED 不是「难以启齿」，它是可防可治的疾病，更是男性生理机能的「警报器」。

对于少弱精或特发性不育患者，则进入「生精周期管理」：

· 以 3 个月为一个观察周期（人类生精周期约 72 天）；
· 给予抗氧化、生活方式调整、对因治疗（如抗感染、调节激素）；
· 若发现精索静脉曲张，则需从生育角度重新评估。

李涛教授特别指出：「在传统泌尿外科思维中，手术决策往往基于疼痛症状、静脉内径或反流时间等客观指标；但在生殖男科视角里，更关键的是它对睾丸功能、精子质量与未来生育风险的长期影响。

他表示，这种疾病的干预应基于生育风险的早期评估 [5]。「若年轻患者因缺乏症状而忽视随访，待出现生育困难时再处理，常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

只有在保守治疗无效、且明确存在结构性或不可逆问题时，才考虑手术。

「比如梗阻性无精症，显微输精管吻合可能重建通路；非梗阻性无精，则需显微取精（Micro-TESE）为辅助生殖提供精子。」李涛教授解释。

但这类决策绝非男科医生一人能定。

「MDT（多学科协作）在此刻成为必需品 [1]。」他说：

· 遗传咨询师评估 Y 染色体微缺失、克氏综合征等遗传风险；
· 胚胎实验室预判所获精子的受精潜力；
· 妇科与生殖中心同步规划女方取卵时机，确保精子与卵子「无缝对接」。

「手术不是目的，获得健康胚胎才是。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前期充分诊断与合理的临床尝试的基础上。」

在中国，男科诊疗始终带有一层神秘和羞涩的面纱，以取精这件事为例，空间紧张、隐私不足、流程拥挤，经常会让患者「紧张到取不出来」。要打破这层面纱，需要从就诊环境和服务流程上进行根本性改进。李涛教授以他所在的上海嘉会国际医院为例，通过预约制、一对一诊室、独立取精空间与护理引导等举措，来降低患者的尴尬与心理负担。在他看来，这类细节上的考量，正是男科诊疗实现人文关怀所不可或缺的。

在嘉会国际医院接触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过程中，李涛教授也观察到医患沟通方式的多样性。例如，一些习惯西方医疗体系的患者，往往更倾向于清晰表达诉求，围绕「目标—方案—风险」主动参与决策；而部分东亚文化背景的患者，则可能因含蓄或对权威的尊重，将真实顾虑隐藏在沉默之中，需要医生通过耐心引导逐步澄清。此外，在面对涉及隐私或性健康的话题时，不同文化背景的敏感度也存在差异，这对医疗团队的沟通技巧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些差异促使他深入思考：观念并非不可改变。他发现，中国患者在生育问题上的回避与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长期形成的文化惯性——对男性生殖问题的避而不谈、对检查的羞耻感，以及对医生权威的过度依赖。而这种惯性，往往让男性在辅助生殖过程中处于「被动缺席」的状态。

因此，他坚信，只有将「生育是夫妻共同面对的医学问题」这一理念持续传递，才能帮助更多男性主动走进诊室，理解自身角色，与伴侣共同承担决策责任。在他看来，生殖医学不仅是一门技术密集型学科，更是一门高度依赖沟通、共情与文化理解的人文医学。

在分享的最后，李涛教授把目光投向未来：男科如何在生殖医学中实现「前移」。他提出两个关键词：整体与时间。

整体，是把夫妻作为同一个治疗单元。「要考虑到这是夫妻双方的事。」

时间，则是把女性年龄纳入决策核心：当女性年龄较轻时，男性治疗可以按生精周期充分观察或治疗；当女性年龄接近或超过 35 岁，治疗策略就必须更强调效率与路径选择，「不可能一直去治」。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更长期的方向：生育力保存要更早开始。包括肿瘤患者放化疗前的精子冷冻，也包括对年轻精索静脉曲张患者的早期干预——这些都是把「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提前解决的医学逻辑。

而在科普层面，他希望把「夫妻共治」的理念传播得更广：让男性知道检查并不羞耻，让女性知道「先查男性」并不是偏袒谁，而是更理性、更少伤害的生育路径选择。

为推动这些理念真正走进家庭，李涛教授表示，他未来计划探索设立一个聚焦男性生育力全周期管理的特色门诊模式。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实践，将早期筛查、风险评估、多学科协作与人文关怀融为一体，帮助更多家庭从「被动应对不孕不育」转向「主动守护生育力」，也让「夫妻共治」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诊室里每天发生的真实实践。